人生
说有窍门有窍门，
说无窍门也是真。
红尘世事风翻书，
顺势徐疾命由人。
——题记
权是我名字的简称，家人和亲近的朋友都这样叫我。大概是名字里带了“权”，或者“权”被人叫在身上的时间久了，我在乡村教书9年后开始走运当官，慢慢当上副乡长、副局长、副书记，逐步掌“权”。“权”的故事，就从我中师毕业说起吧。
一纸证明，碰壁失灵
1990年，我从江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由于没有一个亲戚吃财政饭，也没有一个朋友端铁饭碗，20岁的我只有自己琢磨怎样才能被分配到较好的乡镇工作。去烧香，找不到庙门；去送礼，找不到收礼的老爷。歪门邪道走不通，那咱就凭实力、凭本事，走正道。我想到毕业前一学期，曾有县教委领导在大会上讲话说：“大家安心读书，好好学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的，我们分配时优先考虑。”县教委领导在大会上讲这话时斩钉截铁、信誓旦旦。我们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都在场。可是，一直到我们毕业离校前，学校未曾组织优生评选，也没有给任何学生颁发优生毕业证，更莫说对优生优先分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人若“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不服气、讨说法，搏一搏，我找到校长，要求颁发优生证。校长楞了楞，大约是从来没有遇见过学生自己来索要优生毕业证的，一脸诧异。经我提示，他想起了那次大会，想起了那位县教委领导。至于他是否能回忆起教委领导说过的那话，我感觉心头要打问号。然而，学校已经放假，学生已经毕业，没有拿上学校议事日程的评选优生和颁发优生毕业证工作已经不可能再组织实施。他看我赖着不走，知道遇见较真的，就叫我去找副校长，查证属实后让副校长帮我出具一张优生证明。副校长也不认识我，但听我汇报了姓名和每学期学习成绩后，又安排我去找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大概听说过我这个学生，或者了解我的学习成绩，沉思几分钟后就挥笔给我写了几行字——优生证明。“该生学习成绩优异，在校表现优秀，希望予以照顾。”拿着盖了学校公章的这几行字，我高高兴兴来到龙腾教育管理中心，把它交给接待我的老师。优生证明，也许全校师范毕业生只有我才开具了，所以我对自己能得到优先分配很有信心。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有些领导讲话就像家长哄孩子买糖一样，或者像酒桌上酒鬼二麻二麻状态下随口而说的豪言壮语，说的什么，说了兑现不兑现，连说话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说者不过是为了一时糊弄眼下，逞强夸口，听话的人千万不能当真。县教委领导或许早就忘记他讲过的话和许下的诺。师范校长懂得领导讲话玄机，要么没专心听领导的讲话，要么习惯性地把领导的讲话当作耳边风，或者左耳进右耳出，根本就没有真的想到去落实领导要求。龙腾教管中心的领导呢？一是可能以为这一纸证明只是一张随随便便就能拿到手的纸，二是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年轻人统统安排到最偏远的地方锻炼。最终，看不出优生证明发挥了丁点作用，我仍被安排到江城县最偏远的复兴中心校。
一封书信，转战前进
既来之，则安之。虽然觉得被安排到复兴中心校教书没有体现公平，但参加工作、端铁饭碗、吃三两米的新鲜感和热情让我没有半点失落和怨气。上课的第一天，我遇见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我的第一堂语文课并没有真正的讲课。说了一些开场白，作了一些自我介绍，或者是聊了一些套近乎的闲话，我就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白纸，要求他们在下课前以“我的语文老师”为题写一段短文。10分钟后，我收上他们的作文。多数学生都是千篇一律地描写我的外貌和衣着，从头写到脚，从眼睛写到下巴，从上衣写到鞋，大抵是“老师身材胖胖的，个子矮矮的。圆圆的脸，总是微笑着。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衬衣，下身是一条黑色裤子”等等。唯有一篇文章特别突出。其中一句，30多年后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原句。“老师的左脚有点撇，差不多把鞋帮踩成了鞋底。”我20岁了，从没有发现自己左脚有点撇。一个学生能在初次见面的三四十分钟观察出来，我以为不简单。特别是“鞋帮”一词，我估计那时很多教师脑海里也没有这个词语。最不简单的是这句先说中心语，再用后一句补充中心语的写法，有欧式句子风格。如果这学生没有广泛的阅读和记忆，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精彩的句子。从此，我特别留意这孩子，偶尔给他开小灶，竭力使其“出淤泥而不染”。初三时，为了他有更好的未来，我主动介绍他转学到其他中学学习。多年以后，听说他考到北大。现在想来，自己没有作埋没他的铁锹，也还比较欣慰。
虽然我一直认真地教书，可全班语文成绩总体提高不明显，几乎就是不进也不退，不好也不坏。学生成绩出不了名，教师自然默默无闻。默默无闻的4年中，我自考了专科、本科，结婚生子。我当时并不知道拿文凭有什么用处，只是觉得别人在自考就跟着自考。自考报名参考一科要5元报名费。如果没考过60分，就必须下次又报名又交5元。应该是不想多花这5元报名费，也不想浪费重新考试产生新的车费及生活费等其他费用，我自考学习还是很下苦功夫的。没有多余的钱买辅导资料，我就下笨力，每天捧着指定的书本反复“啃”。那时在家里的画面经常是：左手抱孩子，右手拿自考书；口里背诵着诗词，手上拿锅铲炒菜；放下锅铲，又去盯几眼书；盯了一会书，又去用锅铲翻炒菜。书从来都是开着的，读到哪一页就把书像人字一样趴开放着。说来也奇怪，一件我原本不喜欢的事情促成了我人生后来的走向。1993年下半年，大约是国庆节后，我们学校初二的英语代课教师突然打工去了。估计是学校领导知道我在自学英语，认为我是本校教师中临时最能顶上去担任英语教学的，便决定我不再任教初95级语文，改任94级英语。说心底话，我并不喜欢英语。我读初中时，英语并不被重视，中考成绩只折算成50分。通常，教师只教完第五册英语课本，学生只学到初中第五册英语。我后来的英语知识全是自考需要而逼迫自学的。这么个英语水平去任教英语，心头还是有点虚。领导宣布这天，我刚好到龙腾教育管理中心开会。晚上回来，复兴街上都在摆一个炸锅了的龙门阵。听说，我原任语文课的那个班的学生拒绝新任语文老师，不听课，甚至有学生当着新任语文老师撕毁自己的语文课本以示反抗。下午放学后，全班学生，50余名男女同学，全到复兴街口的明岩垭口眺望，等待我这个语文老师回来。这样的事情，复兴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全街的人都在摆谈和议论。第二天，这些学生依然拒绝上语文课。下午，学校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去给学生做做思想工作。记得我当时买了10多元钱的糖和瓜子，找了一间幼儿园的空教室与同学们座谈，落实学校领导的旨意。不知道是谁的提议，全班同学凑钱给我买了一块匾，匾上写了一句致谢和怀念的话。我很珍视学生送给我的这个礼物，将它一直挂在老家墙上。10多年后，匾变形了，它才不得不被当作柴火烧掉。
说实话，当时教英语我并没有特别用工，常常是上课时拎着教本直接上讲堂，下课后合上教本就走人。备课就是随便抄录一些英语单词和句子，学生作业也是抄写单词和句子。反正学校领导看不懂，所以从没有人批评过我备课马虎或作业布置及批改过于简单。不过，好在有几个学生爱屋及乌，喜欢英语老师而喜欢英语课，暗暗用功。1994年初中毕业会考，全区18个学生英语及格，我所任班就有12个。虽然这成绩其实差得要死，但还是多少让我这个英语老师在龙腾教管中心领导心中有了点“好印象”。
暑假，听说龙腾教管中心正筹备办一个封闭式的重点班，要招募优秀教师去任教。机会来了。可怎么才能去那里任教呢？思来想去，我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说认识也认识，说不认识也不认识。说认识，是因为我每次去报名自考或领取自考成绩单时，都能在县自考办遇见她。她是一个很慈祥的阿姨，脸上总是堆满笑容，50多岁，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每次她看见我，都夸我乖，夸我报名多少科就能考及格多少科。说到高兴时，她偶尔会像母亲一样爱抚地摸摸我的头，带着一种温暖的电流。说不认识吧，我还真不知道她姓什么名什么。我记得她曾经对我说：“你不会想就这么在复兴教一辈子书吧？”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她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大概是笑一笑，然后打哈哈。如今想起这句话，我觉得只有她才最可能帮助我。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写了我教书4年来的自考成绩、任教成绩、龙腾成立重点班的消息，以及我请求她推荐的想法。信写好了，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无从投递。我又专程坐车去龙腾教管中心打听。和教管中心的莫老师闲聊中，我装作很随意地问：“莫老师，自考办那个说普通话，操外地口音的老师是谁？”莫老师告诉我，那位老师叫朱惠芳。至于这三个字究竟是哪三个字，我就不好意思细问，只能凭感觉揣摩和确定。信寄出去，好消息果真来了。重点班开班仪式上，我作为任课教师代表上台发言。当时，我个子既矮又瘦。台下的家长们看见他们孩子未来的老师竟然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足50公斤，担心管不住他们的孩子，所以哄堂大笑。我清楚地记得，笑声过后，教管中心主任这样补充介绍了我，“你们别看这老师个子小。他教书教得好，是教委领导专门向我们推荐的。”事后想想，莫说教委当官的，就连教委普通干部我也一个都不认识，哪有什么领导推荐我哦。只有一种可能，朱老师收到了我的信，帮我说了话。没有抽我一支烟，没有喝我一口水，朱老师就是这样乐于助人的好老师。就是这一封信，我从复兴挪到了龙腾。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有了这一步的挪，才有我后面的再挪。
一句表扬，走进官场
在重点班教了几年英语，我又有些蠢蠢欲动，不满足就这么教书一辈子。1998年，我评上了当时农村中学的最高职称——中语一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碰到天花板了。想想自己还年轻，应该再跳一跳，奋斗奋斗。我买来书籍自学，准备报考公招研究生，希望借此改换工作，走向更大舞台。1998年，我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外都是自学考研，基本上算废寝忘食。可惜，在考试时出了点意外。考研最后一科的最后两分钟，我检查时发现自己的一道判断分析题答错了。时间紧急，我来不及细致修改，只能匆匆地在原来答题中“是”字前面统统加一个“不”字。由于心急，不小心把自己坐的板凳也弄倒了，惊动全场。然而，考试终止的钟声一响，走出考场一上厕所，悔得自己连拍脑袋——错了，错了，本来是答对了的，刚好改错了。
在等客车回龙腾的时间里，我没精打采，垂头丧气，心想如果今年自己差10分考上研究生，那一定是天意不让我考上。因为如果早2分钟或迟2分钟，我就没有检查到那道15分的题，我就不会把本来答对的题再改错。懊丧、懊恼、失落、泄气充斥着全身，我漫无目的地在杨家花园一带马路边走上走下。那时，杨家花园马路边有很多抽签算卦看八字的。突然，我看见一个老者鹤发童颜，仙气飘飘，就想抽签问问。我抽了三支纸签，依次为“宿鸟焚巢”、“二人同行”、“挖地得金”。通过字面意思，我大抵觉得一二支签不好，只有第三支好一些。老者给我讲了一些预测，我就付钱走人。回头再看时，我发现他脚下还放着一个竹筒，古色古香；里面插着一些竹签，也是古色古香。我责备他为何刚才不拿这竹签给我抽，而让我抽纸签。在我看来，这纸签是现代人写的，太直白和现代化了，说它能测算命运，心里真要打折扣。而竹签，古色古香给人有点历史厚重和神秘感，能够预测点什么倒好像容易被相信。老者解释说自己人老了，眼睛花了，竹签字太小，所以基本上就不使用竹签。我要求重新抽签。老者当时并没有其他生意，所以爽快地答应了，说：“你想抽就自己抽吧。”于是，我自己摇动竹筒，然后再抽签。说来也奇怪，或者真的很巧合，这次三支签依次是“杀鸡取卵”、“过独木桥”、“旱莲得河”。
之后的成绩公布，当年我考了299分，录取分数线为310。此路不通，那就慢慢等其他机遇吧。
一天，我老婆从江城坐客车回来，说车上听说某某人将调到乡政府上班。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想想别人都能去乡政府上班，凭啥我不能。离教从政，我需要更大的舞台服务人民，就像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打定去的主意，我就琢磨如何行动。可怎么才能去呢？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三亲六戚，没有一个在政府上班。突然，我灵光闪现，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位乡政府领导，瘦瘦的，戴眼镜，很和蔼。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并且交往时间只有几分钟。那是一次学生家长请我们几个任课教师吃饭。席间，这位领导从隔壁房间走来给我们敬酒。我们校长就逐一向他介绍席上的教师。介绍到我时，校长夸我说是自考的专科本科。这位乡领导听后，非常高兴，特别给我多碰了一次酒杯，竖起大拇指表扬我说：“不得了，自考专科、本科毕业。这要多大的毅力哦。我自考一个专科毕业都费了很大劲。”
想到这次表扬，我觉得那领导喜欢积极上进、踏实勤奋，应该欣赏我这种人。于是，我鼓足勇气去办公室拜访他，自我介绍和推荐。大约领导都是喜欢有胆量自荐的人，或者是我一直在当地教书，多年来积攒了一定的信誉和美名。总之，我毛遂自荐后很轻松地被调动到乡政府上班。有多轻松？这样说吧，我拿到调令之前从没有去江城城里跑过一次手续，更别说请人吃饭喝酒。全部公事公办，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
9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经历了几件有趣的事，其中藏着些窍门。
1997年5月，我任初九七级班主任。我们重点班是封闭式教学，学生和教师都关在一个独立的院子里学习和生活。那时，生活简单，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感觉枯燥和单调。但学生大约是关闷了，或者他们那个年龄总是想玩的。一天下午，班上的几个同学来办公室请愿，请求晚上全班放假，同学们都去街上的电影院看杂技团演出。眼看就要毕业会考，学校领导干脆利落地否决了同学们的请求，要求大家务必在教室上晚自习，好好复习迎接中考。晚上我去查教室，有2个学生竟然对学校领导的决定置若罔闻，已经去电影院看演出了。我问这2个学生哪里去了，同学们哈哈大笑，几乎是异口同声回答“去电影院看演出了”，然后就是满堂哄笑。同学们大概以为这两个学生是“官二代”，老师不敢管，所以笑声中有种冷笑、嘲笑、奚落、伸长脖子看热闹的味道。我脸色一变，冷冷地说：“大家专心学习，我马上去把这两个学生拉回来。”气冲冲地走出教室，我急匆匆小跑到对面楼上，砰砰砰敲响校长家的门。开门后，我对校长没有平时的热情打招呼，或者半点笑脸，直接就是一句气话：“某校长，你家孩子和某某学生一起去电影院看杂技了。其他学生都在教室。”我想我当时肯定气极了，气呼呼说完这句话就扭头下楼。大约20分钟后，校长带着2个孩子走进教室，并站在教室当面向全班同学道歉，抱歉自己没有管理好孩子。这两个孩子中的另一个是镇党委书记的儿子，他父亲算我们当地最大的领导。校长呢，我的直接领导、顶头上司。能够这样认理不认人、对事不对人，学生们都佩服。
还有一个孩子，给我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和我同姓，是初二转学来的。他来时，校长不收留他。可我看见他个子矮矮的、瘦瘦的，又有自己前来申请转学读书的胆量，觉得他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就央求校长同意他入校读书。有个雨天，他父亲背着背篼来赶集，顺便看孩子。交谈中，他说孩子很不乖，不知道节约，不知道努力读书。这家长自己有糖尿病，失去了劳动力，家中大小事全靠孩子他妈。开学时交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家里卖了耕牛给他的。就是上周，孩子回家拿的生活费还是去他大伯家借的。可是，孩子喝水非要喝乐竹饮料，周末回家还偷偷吸烟。我最恨既穷又不争气的。听到冒火处，我大声说：“走，我帮你管。”我拉响上课铃，顺路在学生寝室空床上的床笆笮上抽了一块篾片，叭地一下在膝盖头上折成两段，提在手上。我叫那位家长提了张藤椅跟在我身后。几步走进教室，我叫家长在藤椅上坐下，看我怎么教育他的孩子。我把那孩子喊上来，站在讲台旁，开始数落这孩子不听话的罪状。每讲一条，我就高高地把篾片举起，然后凶狠很地打下去。3条罪状，我讲了10余分钟，打了3下。说实在的，我是猴子不咬人，做的样子吓人。我篾片举得高，但落下去并未十分用力，就像高手过招，点到为止。也许今天这可能被称为体罚，可能自己的教师饭碗都不保。但是，我那次教育效果很好，不但杀鸡骇猴，而且这学生本人从此听话许多。今天，他在某国有大型企业发展，与我还是微信好友呢。
还有一个故事也颇有意义。1999年9月某天的下午，我推门走进教室，猛然看见一个学生跪在讲台旁的地上。他身前放了一根长板凳，板凳上放着一本英语书，双手趴在板凳上。我非常惊诧，大声问是怎么一回事。全班同学有人哈哈笑，有人大声说：“班主任喊他跪着上课。他爱打瞌睡”。学生的话提醒了我，这学生确实爱打瞌睡。作为新学英语不足1个月，多数学生都感觉英语课新鲜有趣，不打瞌睡。但这个学生有点怪，我已经多次发现他上课打瞌睡。对此，我也方法简单粗暴。起初是一边讲课，一边走到他身边，用书本轻轻敲打他一下，或者伸手悄悄捏一下他手，尽量做到在不影响其他学生的情况下暗暗提醒他。然而，常常是我还没有完全回到讲台，他睁开的眼睛又合上了。这办法不行，我就在他打瞌睡时要求他站着听课。可仍然是他站了几分钟后就又“频频点头”。后来，我就让他站到教室最后排听课。然而，他还是站着打瞌睡。今天，看见他跪着，我猛然醒悟到其中必有原有，应该是我们教师的方法不对。我放下课本，跑过去，把他搀扶起来，大声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与娘亲。起来，回到你座位上去。别的教师怎么要求我管不着，但我的英语课绝对不能跪着。”那堂课我没有讲授英语课的课本内容，而是就这事给全班学生讲了很多道理，大抵都是人要有志气骨气、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之类的。课后，我找这个学生在操场上交谈，终于知道了他爱打瞌睡确实事出有因。这孩子个子小，爱说脏话，嘴巴边常带脏字，所以同寝室的男生合起来欺侮他，每晚上让他站着执勤，直到其他同学都入睡了才准许上床睡觉。找到原因，对症下药，这孩子的教育管理很快就向好发展。
一篇新闻，利人利己
到复兴乡政府工作，我开始学着跑毛田埂。一个冬天的下午，我正在街上一门店旁坐着，看见一位同事经过。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去下村慰问贫困群众。下村，走访群众，正是一个熟悉工作的机会，加之那下午闲着无事，我便问是否可以和他们一起去。
来到大业村的一户古姓贫困群众家里，我了解到一个令我吃惊的情况。古家有一个女儿，14岁了，天生没有肛门，大小便都是从前面稀释流出。由于长期排便排尿都是不定时点点滴滴流出，这女孩身体发臭，没有同伴和她玩，更不用说去学校上学了。家里人为了方便，特别在她睡觉的床板中间挖了一个洞，洞下边的地上摆放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火盆，火盆里盛满黑糊糊的秸秆灰。看见这空落落的洞，看见这黑糊糊的火盆，我感觉非常震惊。当天晚上，我给这个女孩写了一篇求救信息投递给《江城日报》。小姑娘的故事一经报道，江城的两位副县长率先私人各自捐款500元。然后是县地税局捐款5000元。之后，中央电视台第二频道的记者前来实地采访报道，在社会上引起更大反响。最后，重庆新桥医院免费给这女孩做了肛门再造手术，各地汇来的捐款累计7万多元。小姑娘结束了14年的折磨，跨进学校，步入正常儿童生活。
14年，经历了多少村组干部，经历了多少届乡党委政府，有多少人知道小姑娘的情况，又有多少人想过帮助这个姑娘和这个家庭。苦难就像迎检时人们故意用广告布遮挡的脏乱差，遮挡久了，慢慢就会被遗忘。所以，当这姑娘一家已经麻木时，突然到来的社会广泛关注，突然到来的医疗救助和脱离苦海，的确令这一家人非常感激。事后，古家专门给复兴乡党委政府送来锦旗。也因为这事，在2001年的换届选举中，我被成功推荐提拔为副乡长。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当年因为这事偶然提拔为副乡长，说不定现在我也当不上副乡长。据说，当时复兴乡党委政府一共推荐了6位同志。要知道，当时我的竞争对手有乡党政办主任、计生办主任、民政办主任、财政所长等等。不管从资历、资源或其他方面讲，这些职位上的人都比我强多了。运气，真还有运气的成分。
一个典型，顺利进城
给杨玉碧写稿子，也是一个偶然。一天午饭后，同事给我说到他下村听见一个特别孝顺的故事，大概是一个农村妇女丈夫死了，她还继续照顾亡夫前妻的父母。听说这事后，我趁午休就赶去杨玉碧家打听虚实。我到时，杨玉碧刚好穿着长筒雨鞋、背着一个喷雾器从地里回来。听说我要采访她，她连连摇头，说：“这有啥子说的？没有啥子值得宣传。”我说，如果写了宣传出去，第一是号召大家向她学习，其次还可能给她家带来某些直接的好处。她终于打开话匣子，慢慢给我讲诉了事情的原委。她现在侍奉的“公婆”其实原本是她家同院子的隔壁邻居，姓刘。这刘家人有一姑娘，一吴姓青年上门作婿。后来，这刘姑娘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虽然妻子跑了，但吴姓青年特孝顺，继续在岳父母家赡养两位老人。眼见这吴姓青年老实肯干，又有爱心，经人撮合，杨玉碧几年后与他喜结伉俪。又隔了几年，吴姓青年在煤矿意外死亡。丈夫走了，可杨玉碧丢不下年迈的“公婆”，不离不弃，继续住在刘家，侍奉着亡夫的岳父母。特别感人的是每每有人再次给杨玉碧提婚，杨玉碧开出的三个条件是：一，人品要好；二，男方必须上门来；三，男方必须和自己一起继续孝敬现在的“公婆”。这拐了几道弯的孝顺故事的确打动了我。我以此写了一篇“爱的接力”通讯稿发给《江城日报》。后经多位媒体助力，多级党委政府重视，杨玉碧2011年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俗话说，“有意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杨玉碧的成功宣传让我再一次“脱颖而出”，轻松自然地被调进城。当然，这篇稿子肯定不是被调进城的唯一因素。领导能够赏识你提拔你重用你，必然需要对你有多方面的认识和了解。不说大的，我就再讲一个小故事。
一次发言，才能露脸
那天，一走进县委宣传部会议室，看见济济一堂的各乡镇宣传委员，我就感觉一会可能要被安排发言，汇报工作。我急忙梳理，匆匆在笔记本上列出自己开展宣传工作的三点特色。
果然，县委宣传部长打了几句开场白后，要求各乡镇宣传委员用3分钟时间汇报各自开展的工作及特色。我不想锋芒太露，太积极太露骨地自我表现，所以并没有抢着第一个发言。看看已经有2位同志发言了，我就抢过话筒。我记得我的发言比较成功。发言结束后，宣传部长特别问了我几个细节。总结讲话时，部长又特别表扬了我，说：“你们说困难大，活动开展不起来，可人家某某权怎么搞起来了，并且搞得有声有色。”后面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次发言的确让领导记住了我。几个月后，中宣部来县里调研，我被确定为唯一的基层宣传委员代表发言。又几个月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来调研，我也被确定为唯一的基层代表发言。这三次发言我都精心准备，认真表现，展露了一点头角，所以县主要领导对我也有了好印象。
在乡镇工作的几年，经历了一些精彩故事，其中蕴含不少窍门。我这里就讲几个。
那次，我负责某公司住宿楼的拆迁工作。反复上门做工作，好说歹说，终于有一个拆迁户答应带头支持我的工作，第一个签拆迁协议。但是，他提了一个附加条件：拆迁可以，半年后他孩子一年级入学仍按照拆迁前的原址入学（小学生入学是划片限定学校）。为避免“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略略沉思十几秒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承诺只要他签了拆迁协议，以后绝对帮他落实好。
当天下午，我专程到县教委给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县教委的领导很理解拆迁工作的艰难，答应将那孩子的入学作为特殊情况考虑。
此后，为了把那孩子入学的事情搞稳当（万无一失），我拟稿以拆迁办的名义给县教委去了函，以明确此事乃公事公办，请求协助落实。暑期中，我担心自己不知道新生报名世间而错过了及时通知那孩子报名，两次电话联系学校校长，请他们一定在新生报名时通知我。
一个同事看我为一个拆迁户的孩子入学竟这么上心，认为我管闲事过了头，近于迂腐了，嘲笑说：“拆迁都结束了，房子已经全部拆了，你还怕什么？他孩子没能上学，未必他就回到原址搭个棚棚？闹不起啥样了。你们又没有签孩子入学协议。”
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把那孩子入学事情一直忧在心上有什么不对。直到8月26日那孩子在学校报了名，我才觉得自己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事后，这拆迁户很感激，坚持要请我吃顿便饭。饭桌上，他敬酒时说：“你是个说话算话的干部。我服你。”
后来的其他工作中，这个拆迁户很支持我。遇见我做他所认识的其他人的工作时，他总是立马站出来用亲身经历夸我守信用，值得信任，劝别人放心支持我。
所以，对一个群众重诺守信，必将赢得很多群众于你的信任，对你今后的工作开展非常有利；反之，如果有一次对一个群众失信，就可能使你失去很多群众于你的信任，给你今后工作带来很多的不支持和不配合。
再说一个勇擒“疯子”的故事。
大概是2002年的事情吧。晚上11点多钟，一个电话把我叫醒。
电话里，先锋村的支部书记报告说，他们村某某人发疯（精神病发作）把同院子的房子点火烧了，还拿起菜刀不准群众救火，要求乡政府快点到场处置。
我和分管民政的副乡长、派出所的1位民警、3个联防队员、以及几位身强力壮的干部立即坐车出发，紧急赶往报警地点。
当我们赶到现场时，大火已经烧过，残火映红了地坝。附近的群众听说“乡政府的来了”，非常高兴，轻手轻脚开门引路，细声细气介绍情况（他们非常惧怕这个武疯子）。
据群众介绍，此疯子30多岁，练过武功，很有一身蛮力，能用嘴咬着叼起100斤重的一桶水。听说对方手里还有刀，我们一行8人就顺手在院子边的柴垛子上抽了柴块、木棒、扁担作为自卫“武器”。
疯子站在地坝，背对着尚在燃烧的余火。他身前放了一背篼，两手横在胸前，手上被一张红毛巾遮着，不知道是什么凶器。嘴里念念有词，仿佛祭祀什么的。
派出所的张所长站在疯子的正面，开始和他谈话，希望他把手中的东西放下。其他的干部、联防队员，很自然地散开，将疯子围在地坝中央。
我正在思考怎么办时，突然，眼前一晃，看见一个黑影一闪就奔到了疯子身旁。这黑影举着扁担。人一到，扁担就抡下。只听见“哐噹”一声响，疯子手中的铁东西（事后发现是一把废弃的短火药枪）掉落到了石板上。疯子转身就跑，我们一群人紧追上去。当我跑到疯子身边时，他已经被同事们紧紧地压在地坝下呈60度左右的斜坡上。我们的人像跌码子一样全部压住他，再一只手一只手地将他的两只手扭出来，反在背上，捆绑了。后来才知道，那挺身而出的第一人是我们派出所联防队员文哥。真是佩服他的胆量、勇气、矫健有力的动作。
“好险。好险。要是（假如）让他跑脱了，这黑摸摸的，那肯定是再也抓不到的。那不晓得要去报复好多群众。”押着疯子回到地坝时，几个干部忍不住嘘嘘感叹。
当天晚上，我们又驱车去找了这男子的岳父母一家，与他的几个监护人沟通后续工作。返回乡政府时，天已麻麻亮，凌晨5点多了。
说了“勇擒‘疯子’”，再说一个智擒“疯子”的故事。
那天，我办公室来了一对中年夫妻，其中男的一手吊着绷带。两人哭哭泣泣，拉着我手“诉苦”：他们唯一的儿子精神病发作，不仅打断了他的手，而且不准夫妇俩回家，央求我们政府派干部去帮他把儿子“捉”了，送到医院医治。
据夫妇俩介绍，他们的儿子22岁，身体很壮实，手里常有一把小刀，“警惕性”很高，晚上睡觉不仅楼上楼下的门栓死，而且枕头上还放有扁担和菜刀。
我感觉很为难，向他们解释复兴乡派出所已经撤了，乡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没有“武器”，建议他们找亲戚或邻居帮忙“捆”了。然而，他们反正一个劲要求我帮忙，要求政府帮忙。
研究分析情况后，我和另外7个干部当天下午乘车去那老夫妻家了解情况，伺机解决夫妇反映的问题。临上车时，乡党委书记特别叮嘱，“没有绝对把握，不要乱行动哦。不要伤了人哦。”
为了不被“精神病患者”发现引起警觉，导致他反抗或者逃跑，我们在将到目的地1公里处就下车步行。干部分成3批，和患者平时熟悉的2干部先出发；10多分钟后另2个干部出发；再隔10分钟，3名着安监制服的干部出发。
第一次精心布置落空。“侦察”发现，该精神病患者不在家。
我们找来患者的父母和本社的群众，询问患者的活动规律，分析判定他什么时候回家。
如何才能在患者来不及作出动作反映、我们的干部和患者都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擒住患者，我们动起了脑筋。最后，我决定4个干部拿着患者家的钥匙，先开门进屋，潜伏在门背后，伺机在患者开门进屋的瞬间将其扑倒。我们另外3个干部到患者居住点对面的山坡上“埋伏”，担当瞭望任务，负责观察患者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及时用手机通知埋伏在屋内的同志。
就在刚好完成布置，我和另外2干部还在对面山坡上熟悉地形时，突然看见患者急匆匆回来了。他动作很快，快得我拨通电话后来不及给里面的人说话，他就到了阶沿。他“警惕性”很高，走到第一个窗前往里面望了望，又到第二个窗前往里面望了望，再到第三个窗前往里面望了望。大约是他觉得情况有些异样，他没有去开正门，而是往侧面一个只有门框的门洞进去。
就在进那门洞的瞬间，他和一个干部迎头相撞。原来，里面的人听见电话响，估计是通知有情况（患者回家来了）。于是，埋伏在屋内的该村党支部书记打算从那侧门门洞出来，在患者开门进屋的同时从身后推倒他。
一见有陌生人，该患者扭头就跑。那动作啊，简直是亡命般的奔跑。这支部书记上过老山前线，非常勇猛，他顺手拖下地坝晾衣服的长竹杆，拔腿就追。
所幸的是，这患者没有跑其他道，偏偏往我们外围埋伏了人的这个方向跑来。前一堵，后一追，他速度就跑不起来。很快，那位支部书记一个“抱摔”将其撂倒在地。
当我们给患者洗了脸，换了衣服，陪同其家人步行出来乘车送医时，一些看热闹的群众非常高兴我们把不安全因素排除了，称赞说：“还是乡政府的干部行些，说捆就把他捆着了。我们是怕得很的。”
还有一次最轻松的调解也藏着窍门。
那次调解，原以为将很费力，甚至是空跑一趟。可结果做得比任何一次都轻松。现在想起，依然很陶醉，很满意，很欣赏自己，心里想笑。
那是个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邀约乡司法所和派出所的同志一起下村去调解一个纠纷。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闹纠纷的双反的准确姓名和住址，只是自己没有提拔为副乡长时看见她哭哭泣泣来政府找领导好几次，知道她姓杨，居住在团田村。
一听说是去解决那经常来政府哭哭泣泣寻求解决问题的杨老婆婆，派出说那位联防队员直摇脑壳，说：“某乡长,那我不去。那两家人横（不讲理）得很,嗓门又大。上次我们好几个人去，问题没有解决，倒听她们吵了半天架。”
见他实在不原意去，我就和司法所一陈姓干部一起去。去的路上，我们与一位走在我们前面的赶集回家的妇女同行，边走边攀谈。她很健谈，相貌给人的感觉也是能干。一路走，我们一路愉快地摆龙门阵。她说她是初中毕业。像她那年龄的农村妇女，能是初中毕业不简单，我发自内心夸奖她。
又走了一阵，她问我们走哪里去。我说要去某某家调解一纠纷。呵呵，真是太巧了，她就住在那经常来政府告状的杨老婆婆同院子，而且就是闹矛盾的另一方，就是联防队员所说“嗓门特别大，凶得很的那女人”。一听她这样说，我继续刚才的表扬，说她这个初中文化的人应该是最讲道理的，应该互相体谅，大气量把两家人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她没有过多的争辩，只是简单说了一些自己的“委屈和要求”，很爽快地答应支持我们的工作。
走到她家，她马上叫来自己老公，“命令”他快点把檐沟里的石头捞起来，让坐在院子中间那杨老婆婆家檐沟的雨水能顺着沟流出去。同时，我们又针对路上了解到的“委屈”做杨老婆婆家的工作。没有半句吵骂，我们半个小时就把预想中可能很难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了。
不仅解决了，而且多了一个能干的农民朋友。那路上遇见的女人坚持要留我们吃晚饭。见我们怕天黑回政府不好走，她就煮了两碗荷包蛋，切了盘香肠，非要我们吃了才让我们离开。
此后，每次在街上遇见她和她老公，我们都像很熟悉的老朋友一样相互笑笑，相互打招呼。还有一个把群众的心拉回来的故事。
一次，在检查人民村一非法修建庙宇时，问一个农民为什么建庙宇这么积极，主动出义工。他一边扬沙，一边冷冷地说：“共产党不要我们噻。”他这话让刚转行到乡政府工作2年的我很震惊。咱老百姓怎么对共产党说出这样的话？是谁伤了他的心？到底是啷个回事？
简单交谈中，他抱怨说他家与另一家人的纠纷闹了几十年，年年干部来收农业税的时候都说先把钱交了，许诺后头一定来解决。可年年都是钱收后，干部就忘记了许下的诺言，没有上门来解决。看他这么大的怨气，我当即承诺，2个月之内，我一定再登门调查解决他家这事情。我对他说，能否解决好，自己没有把握，但兑现的就是纠正他已有的错误认识——“共产党的干部是讲诚信的。不存在共产党不要他们。”
两月之内，我和乡司法所的一名干部先是乘车，再步行1个多小时来到当事人家。
了解完这家人介绍的纠纷缘由、打算、要求，我们来到纠纷所涉及的另一方（其实纠纷双方是两堂兄弟，争论的就是一块宅基地）。一听我们是来解决他们两家矛盾的，那人没有停下编背篼的活，也没有招呼我们坐，瞟了瞟我们两个“嫩小伙子”说：“没有啷个说的。不说了，不说了。他（对方）横（不讲理）得很。这纠纷20几年了，好几个村支部书记都来过，都没有解决下去。你们今天把他都说通了，把事情解决了，我给你们跪下磕个头。”
我们耐心地听他说完气话，慢慢与他拉开话匣。了解完双方的打算、要求后，我们把双方召集到一起，开始面对面调解。当时，同院子有一个鹤发童颜的长者站在旁边听。了解到长者是这两兄弟的长辈，我感觉他威望比较高，两弟兄可能听从他的话。调解过程中，我主要从当事双方和我们去调解的两个干部都同姓陈这个感情切入点着手。每每说出一个观点，我还把那位长者抬出来，通过长者的点头赞同来增加话语说服力。
丈量宅基地，丈量调换的田块面积，拟调解协议，我们真还一步一步把两弟兄闹了几十年的纠纷解决了。中午，兄弟俩握手言欢，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酒吃饭。酒酣耳热之际，大家论起了辈分。那人对我说：“论辈分你还是我长辈，我还真该给你磕个头呢。”
返回乡政府的路上，我和司法所那干部非常喜悦，心里咪咪甜，很有成就感，一边走，一边总结今天是哪些方面说得好说得妙。
一次迎检，全场笑脸
现在又说回来继续介绍我人生历程中的几次关键处。到城里政府部门任了五年实职领导，2016年，我申请退居二线，转任非领导职务。退下来，人却并没有闲下来，2017年我被派到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2020年，国务院督察组组长带队来到我任第一书记的村督察扶贫工作。这么大的领导来，上上下下干部都有些紧张，都高度重视。我呢，最基层的干部，倒是没有感觉紧张和其他压力，甚至没有写汇报材料。高部长一下车，我和村支书迎了上去。一边带路，一边我就给他介绍情况。在文化扶贫专栏处，他对我写的“扶贫帽子莫久戴”快板词很感兴趣，弯腰读了2遍。看见来的领导读，陪同的市县领导也都凑近了看。当我播放和介绍到自己写的歌曲“逐梦乡村去扶贫”时，高部长赞扬说：“不错，不错。我走了全国这么多地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扶贫工作队自己写的扶贫歌。”接下来的检查变成了亲切的互动交流，检查者和被检查者都高高兴兴，其乐融融。我记得，高部长转身将要离开时，在场至少有五六个认识我的县领导和部门领导都悄悄给我竖大拇指。后来，听说一个部门的一把手还这样感慨说：“没想到第一书记中还有这样的人才。”此话的真假，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但的确是其他人转告我的。也许是因为这一次的表现，组织部有领导发现了我说话接地气，有一定的真知灼见。所以，2021年，2022年，县里两次举办村党支部书记培训，我都被邀请去党校给讲课。做好了这次，就必然有下一次和新的机会。2022年，邻县举办乡村振兴干部培训，我竟然也被邀请去讲课。我觉得诧异，对方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县有村支书听过我的课，反映很好。
一次闲聊，拓路向前
我先前教书时没有写过任何新闻稿子，更别说文学稿子。到乡政府工作后，自己尝试着写信息和新闻。记得在《江城日报》第一次发的信息不足100字，小指头宽的那么两三行。虽然如此微末，但自己激动了好几天。此后，自己就坚持采写身边的新闻。再后来，尝试着写散文、写短篇小说、杂文，偶尔发表一些。一次发表，一次鼓励，2011年，勉强凑齐10万字，出版了一本自己的集子。
2013年，一位朋友建议我写歌词。他说读文章的人越来越少，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不高。如果写好一首歌词，多数中国人都接受，那就更容易有知名度，也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由于那几年头上戴着官帽子，事情多得很，没有空闲时间搞创作，也根本静不下心来思考和创作。退居二线后，我想起了这朋友的建议，开始学习歌词创作。虽然没有取得大的成绩，但有作品得到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文艺项目资助，有作品在全国公开征集歌词中获奖，有扶贫作品被省级音乐刊物刊登，有作品在“学习强国”上发布，有作品被省图书馆收藏，感觉人生拓展了一条新路子。